多因素致可转债提前赎回现象增多

今年以来，可转债提前赎回现象显著增多，这一趋势是多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具体可从以下维度展开分析： 一、权益市场持续走强触发强赎条款2024年四季度以来，A股市场呈现震荡上行态势，尤其是小微盘股表现突出，推动正股价格持续攀升。根据可转债条款，当正股价格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日达到转股价的130%时，发行人有权启动强制赎回。例如，楚江新材自2025年7月2日至22日，其股价连续15个交易日超过转股价130%，触发赎回条款。这种市场环境下，截至8月5日，已有69只转债因触发强赎退市，占退市总数的75.82%，远超2024年的57.95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权益市场的回暖并非短期波动。2024年9月出台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提振了市场信心，叠加货币政策适度宽松，推动资金流入股市。以银行板块为例，齐鲁银行、杭州银行等股价年内涨幅近70%，直接触发可转债赎回。这种趋势在2025年延续，中证转债指数年内涨幅达12.85%，与万得全A指数表现同步。 二、转债市场老龄化与存量结构变化当前转债市场呈现明显的“老龄化”特征。2025年初存量转债中，57%的剩余期限不足2年。对于临近到期的转债，发行人推动转股的时间窗口有限，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强赎加速退出。例如，8月份计划退市的13只转债中，12只因触发强赎条款，剩余期限普遍较短。此外，2024年开启的集中下修转股价浪潮也加速了这一进程。部分公司通过下调转股价格，降低转股门槛，促使投资者提前转股。当正股价格随后回升时，更容易触发强赎条件。这种机制设计使得转债生命周期缩短，存量结构加速优化。 三、利率环境与融资成本优化需求2025年以来，货币政策回归中性，市场利率整体上行。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1.60%一度攀升至1.90%，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平坦化。对于发行人而言，赎回高息转债并以较低利率重新融资，可有效降低财务成本。例如，齐鲁银行通过赎回“齐鲁转债”，不仅避免了未来三年半的利息支出，还通过转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，提升资本充足率至10.25%。同时，再融资政策收紧背景下，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强赎压降财务杠杆，为后续融资预留空间。例如，2025年上半年政府债净发行规模达7.8万亿元，企业通过股权融资的需求增加，强赎成为优化资本结构的重要手段。 四、监管政策与市场生态重塑新“国九条”及配套退市新规强化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。例如，财务类退市指标将主板营收门槛从1亿元提高至3亿元，倒逼公司优化财务指标。通过强赎将债务转为股权，可显著改善资产负债结构，避免触发退市风险。灵康转债等案例显示，营收不达标公司更有动力通过强赎降低债务压力。此外，监管层鼓励中长期资金入市，推动市场供需格局变化。存量转债规模从年初的7336.22亿元缩水至6527.58亿元，减少808.64亿元，稀缺性溢价促使投资者加速转股。这种“供弱需强”的格局进一步放大了强赎效应，形成自我强化的市场逻辑。 五、投资者行为与市场流动性变化对于投资者而言，强赎风险倒逼其调整策略。若未及时转股，投资者可能面临赎回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损失。例如，北陆转债赎回价为101.64元/张，而二级市场价格存在显著溢价，未转股投资者将直接受损。这种压力促使转股比例大幅提升，如杭银转债转股比例超过99%，仅剩0.61%未转股。市场流动性方面，存量转债规模收缩导致择券空间压缩，资金流向高流动性标的。可转债ETF等被动配置工具规模增长，进一步提升市场活跃度。这种流动性重构使得强赎案例增多的同时，市场整体估值中枢上移，形成良性循环。 结语可转债提前赎回现象增多是权益市场走强、利率环境变化、监管政策引导及公司财务优化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。对于发行人而言，这是降低融资成本、优化资本结构的主动选择；对于投资者，则需加强风险识别，及时把握转股窗口；对于市场整体，这一趋势加速了存量结构优化，提升了可转债市场的吸引力与活跃度。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导向的持续演变，可转债市场的退出机制将进一步成熟，成为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要纽带。